之前我們討論過，渥特絲這個暴力份子愈來愈傾向犯罪小說，但其實小說隱藏的結構佈局仍是英式的、高度控制性的。大體上而言，犯罪小說因為有其寫實的負擔，不方便太改動時間的現實正常節奏，它最常做的是快轉放映般地把時間整個調快，好得到某種追逐驚悚的效果，倒不在節奏的基本鬆緊急徐這上頭動太多手腳；英式古典推理的時間則是純戲劇性的，門一關窗簾一拉，沒有天光沒有市囂人聲，封間空間裡人首先喪失的便是現實的時間感，要快要停要進要止，悉聽說故事的人方便。而也許又跟它書寫的形成年代以及彼時人們的時間感有關，那時候人們可耐心多了，反正晚飯後爐火邊真的也沒太多事可做，所以急什麼呢？這就是英式推理好整以暇的所謂佈局，時間被晾在一旁，得等所有該到的人、該有的佈景什物全一一擺置妥當，才獲准重新啟動，這絕對是人類小說史裡最貴族、最恣意使用時間的書寫方式。 但也沒有人像渥特絲《魔鬼的羽毛》這麼幹的不是嗎？在這本小說中，她整整攔住時間達三分之二的篇幅，一步也不讓故事往前走。當然我們可以理解這是滂沱大雨沛然洗下來之前的持續加壓過程，但老實講讀小說的人真的已完全分不清了，所謂壓力究竟來自於她苦心安排的暴力以前所未有的遲緩腳步一分分近身呢，還只是我們自己單純的封閉性缺氧。我們只能說，渥特絲對待她的讀者，還真像書裡頭的王八蛋麥肯錫對付第一人稱的女記者康妮一樣，綁架她，把她關入小小牢籠裡還矇住她眼睛，定期押她出去凌虐一番。「─我只對腳步聲產生依賴。我渴望聽見腳步聲，因為怕自己會被棄之不顧慢慢飢餓、脫水而死─卻又畏懼腳步聲，因為這表示我會被押出牢籠。」 這樣的不人道的小說佈局方式是否已構成犯罪行為我們再說，但一般來說很難是勻稱的、均衡的。唯奇怪的是，等我們讀完《魔鬼的羽毛》全書呼口大氣，我們卻又覺得合理、自然，沒什麼頭重腳輕的結構性問題。 我個人一直這麼覺得，渥特絲的小說有某種奇特的曖昧性，閃爍於極通俗極典型和極個人極風格這看來全不共容的兩個極端，問題是她並非調和地站在中點，而是唯恐天下不亂地把這兩端更往外推，彷彿推過了腐爛的惡臭階段便成了有機的黑色沃土。再舉一個實例，像《魔鬼的羽毛》書中康妮這個角色，當然是很基本的「被害人／破案者」兩重合一角色，這在後來的推理小說因兼具某種合理性和趣味性十分好用遂發展成為公式〈合理性來自於沒英雄、沒私家神探、人人忙碌疏離少管他人閒事的現實考量，因此自救成為最強的破案動機和驅力；趣味性則是獵人和獵物的交換輪替，還增加故事的追逐性和速度感，等等〉。但這樣的角色設定很快被那種驚悚的、連續殺人式的小說和Ｂ級電影〈要命是電影還經常三集四集五集地續個沒完〉徹底用濫掉。也就是那種某個手無縛雞力量的女生，因為身陷呼天喚地的無援處境逼出腎上腺素來，遂在最終警車呼嘯趕到的前一刻，尖叫、披頭散髮、一臉血一身傷地把那個又像基督教義不死惡靈又像未來世界生化人終結者的凶手給幹掉。做為當前指標性甚至領頭性推理作家的渥特絲不可能不知道這個，但她不退反進，把被害者這一端的康妮弄得更創傷更崩潰也更懦怯自憐，已達變態心理學式小說的地步；也正是在這團爛泥巴裡，只剩心智活動能力的康妮卻循此脫逃出來，不像自顧不暇的自救者，而是一念清明的昔日安樂樣神探，她不僅把自己的案子給收拾得有條不紊，還甚有餘裕地連小鎮的陳年懸案亦一併偵破且處理得乾乾淨淨。 由此，我們便又親眼見識到渥特絲這個堪稱是獨門的特殊小說技藝。如何自最沒個性的流行公式「演化」出最個人性的所謂「風格」。這原本已橋歸橋路歸路、書寫者根本就已不是同一組人各幹營生的兩端或說兩種不同行業了，但其間是否還是有連續性、有其質變的那一個點存在？我們當然不至於不曉得，這應該仍是個沒明確更遑論終極答案的老問題，但也正因為這樣它才最豐饒最值得想不是嗎？每一代人，都應該印證著自己世代的處境和經驗，嘗試來作答一次才是。 小說的輸出。 列寧曾指控帝國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國家〈在此，列寧認為是同一件事〉對外輸出「貧窮」。這個指控除了試圖描述實況，至少有兩重當下的特殊意指─一是試圖解釋這些「埋著自我毀滅種籽」的國家何以不崩潰或至少把時間給拖延下來，還能在一八四八年後宣告西歐內部革命的終結，以此為馬克思的歷史斷言落空解套；另一則是高度政治性、策略性的，指出正義的橫遭掠奪、指出彼此共同貧困處境的罪惡源頭，把全世界所有這些被欺負的國家、所有受苦的人們「聯合起來吧」。 其實西歐輸出的東西可多了，不止貧窮，還包括小說家；或換個角度，掠奪的不止黃金和原料，還包括人的苦難等等小說題材。小說也是「埋著自我毀滅種籽」的東西，某種層面意義來說，它比資本主義更掠奪，它耗用起土地和資源更凶，因為資本主義尋求複製，但小說總有一個要求不一樣、不重複的無上命令，因此它往往像更古老時代的火耕者，一次性使用完一塊土地，便蝗蟲般地拔營遷徙了。 這不自渥特絲始，這只是「果然又來了」而已。《魔鬼的羽毛》先是西非內戰的獅子山共和國，然後是英國愚蠢加入的伊拉克，而敘述者康妮．柏恩斯則是成長於辛巴威的英籍白人女記者，書中，她還能講一口史瓦濟蘭語。 這麼說吧，這對有傾向現實暴力犯罪、多少要帶一筆批判的渥特絲〈尤其她意識到她的首相是那個只比小布希智商高一點點、又賴著不肯下台的布萊爾時〉尚稱可思議，真正較奇怪的是，那種房門一關不是哪裡都一樣、空間意義只是戲劇性舞台的英式古典推理，幹嘛跟著人家輸出、跟著全世界亂跑呢？像上一代的艾嘉莎．克麗絲蒂，我們便看到她總像個旅行社負責人一樣，定期出國，一群吃飽撐著的英國人，跑到美索不達米亞平原的考古營地，跑到伊斯坦堡的夜快車車廂，跑到加勒比海的殖民風小旅館等等，完全不關當地人什麼事的彼此廝殺一番，既然如此，家醜不外揚地就在自家國內殺不好嗎？ 還有比方說，號稱密室之王的狄克森．卡爾無疑更封閉卻也更熱衷此道，他偏好有奇怪神鬼傳說〈但老實說哪一國沒有呢？問題只是卡爾知不知道而已〉，有歷史性、宗教性故事黏附的寶物的國度，但門關得更密不透風，殺人的、被殺的、幫凶的、涉嫌的、還有最聰明破案的，大體上仍是同一出處的那寥寥數名盎格魯薩克遜傢伙。 答案有道理但乍看很奇怪，如果我們說，整個小說書寫的此一族裔，從長的歷史時段發展來看，的確有遷徙傳遞的傾向，由西歐，而俄羅斯，而北美，而拉丁美洲亞洲非洲云云，其中跑最快的，反而是那些現實條件對他最不生影響、最依循某種架空模式的小說家〈也就是說，類型小說家比正統的、嚴肅的小說家跑得快〉，移動的頻率及其速度，和現實世界的磨擦力、附著力成反比，也因此和小說的深度成反比。 卡爾維諾曾稱之為「暴烈的觀光主義」，這本來是用來解釋海明威的，海明威駐外記者式的跨國小說書寫方式，海明威的輕描淡寫手法云云。海明威是正統的、嚴肅的小說家裡一個特例。 欺瞞的創新 問題關鍵可能先於一個流於淺薄解釋而生的迷思，或就說所謂「求新」「求變」「不一樣」「不重複」諸如此類詞彙和概念的微差及其混淆─這裡，我們先實證性地確定其涇渭分明的兩端：在認真嚴肅的思維世界、心智工作世界裡，要做到創新、拿出不一樣、沒人有過的新東西、這是談何容易的了不起大事情，如物理學、數學新定理的發見，人窮盡一輩子的聰明和力氣都不見得會光臨一次，而光臨這麼一次人就可以含笑九泉了；可是在另一頭，這好像又是再簡單不過的，比方說在流行時尚上頭，每一季都有新裝上市，甚至還可以是每一天每一刻的，衣櫃子裡、梳妝台上的瓶瓶罐罐，抽屜裡的琳琅配件，還有浴室裡那些黏乎乎的東西，不都是為著這個嗎？ 對於認真向著實質內容工作的人來說，你很快就會發現而且埋頭進去，事物本身自有其道理、有其邏輯，還自有其進展流變只唯恐抓它不住的途徑，太多東西不隨人的意志而轉，更不是供你高興怎麼用就怎麼用的，因此所謂的求新求變很難是個真誠、有意義的目標。更多時候它是個錯誤的用詞，人能夠每隔一陣子〈無法也不應該常常〉分神提醒自己的，毋寧只是避免重複、避免單一原地打轉的窠臼，要自己冷靜下來也適當地暫時抽離出來看看是否有不一樣的觀看和思維視角；它也往往是個外行的用詞，最常使用於好熱鬧卻不真的知道發生什麼事的大眾傳播和流俗傳言，它們分不清新的舊的，分不明表象和內容，更不曉得在此一領域人家早已進展到哪裡去了；它更可以是個欺瞞的用詞，是無關專業工作的額外表演，以求取實質成績之外的某些利益，還可以倒過頭來掩蓋實質成就的貧乏。 所以大詩人艾略特要書寫者少想少說創新這件事，得認真專注一點；波赫士勸年輕的詩人多寫格律詩，別忙著一頭栽進自由體裡。 愛談創新、也追逐創新的類型小說，正是這樣的欺瞞詭計。這當然有其行業上的不得已之處，可以不計較但不可不察：做為一個類型小說書寫者，基本上是表演性而非思維性的，是向著大眾而非向著書寫對象，通常你必須有效掌握某個「書寫模式」，也就是說類型書寫本質上是高度重複的、生產線式的，這可以幫你省掉太多事，否則人無法那樣定期的、持續的、拉肚子般每半年三個月就交出一部新小說好留住讀者，卡好暢銷榜上既得的位置。也正因為這樣模式性的重複書寫，外表上的求新求變才如此必要，成為書寫能否繼續下去的生死存亡之事，這實質上正是遮掩，用眼花瞭亂的騰挪變異來保護實質上的不變，藏好這個賴以維生的重複性模式不被買了上一本書的讀者發現，或至少不被讀者的第一時間感官發現〈感官通常比心智容易胡弄，它甚至可能在心智已發現上當同時仍如夢如幻〉。因此，新的角色名字和身分造型、新的地點、新的琳琳琅琅什物行頭云云，都只是必要的「抽換」，好持續地欺瞞、刺激感官。唯感官有著趨疲的自然傾向，會產生抗藥性適應性，類型小說書寫者在遂行水平式地抽換同時，通常還會垂直性地加重劑量，更美更醜、更有錢、更殘暴、更血流漂杵云云，沒錯，當然還有更遠更新鮮更不可思議的事發地點，所以我們才說，遲早總會寫到外國去的。 因為只是抽換性的附件而已，甚至只要它們製造乾冰式的舞台效果，需要用到的只是薄薄一層外殼、象徵及至於僅僅止於一個異國情調和聲音的名字，不會觸及到這些東西沈重深奧的本質部分，也就無需準備、無需事前深向的浸泡理解，因此類型小說才能如此自由，想拿什麼信手拈來，想去哪兒說走就走，讓卡爾維諾想到觀光客，尤其是那種十三天十二國超值豪華大旅行的暴烈觀光客。 會不會弄假成真？ 《魔鬼的羽毛》書中，有關麥肯錫和康妮綁架、凌虐、追獵到對決，究竟和獅子山國內戰、和伊拉克戰爭以及激進回教組織有何必要的、有機的牽聯？辛巴威更只是個名字和聲音而已不是嗎？所有這方面渥特絲所調動的、所觸及的、所說出來的包括敘述、解釋和批判，並沒有比我們從每天報紙國際版所讀到的更多，渥特絲小說的真正力量也不在這幾紙外電上頭。 話說回來，也正因為如今報紙電視這些大眾傳媒的即時性、滲透性和涵蓋性，徹徹底底取代了小說曾經有過的行動性簡易功能，那是它承襲自旅行性民間故事傳統的，包括新知的傳遞、遠方奇人奇事奇物的記錄、以及廣大陌生世界的探險獵奇云云─遊牧時代結束，進入老實而且流汗長繭的農耕時期。 小說的出走和傳遞現象仍持續進行，但實際的樣子變了。輸出的不再是小說家，而是現代小說這個文體、技藝、理論及其獨特關懷，還有啟示─我們看，拉丁美洲燦爛的小說大爆炸，非洲書寫的崛起，不再是有個康拉德或海明威闖入，寫條河或吉力馬扎羅山頂上的冰凍豹子屍體的。如今書寫者是在地生活的人，關懷的也是他們自身的存在處境而不是歐洲人美國人的心事。 跨國性的小說書寫，或應該正確地說，異質的、陌生的土地上的小說書寫，喪失了記者的報導獵奇功能之後，成為難度非常高的事，就像黏著土地的農民的遷徙墾殖多麼不容易一樣。當然不是說再不可能，像葛林就是個了不起的醒目實例，而是說那種觀光客式的、投機取巧的、遮掩並轉移自身書寫困境的老技倆愈來愈難以得逞，出走到陌生土地的小說書寫成為比留在故土更困難而不是更輕巧的事，你不僅得先擁有某個更超越性的關懷和視野〈否則新土地對你一無意義〉，還得耐心蹲住一年兩年三年或更長，像農人弄清楚土地、相關的氣候水文以及在地作物的特質一樣，這是非常挫折且耗人心志的，讀過當年馬凌諾斯基困於超卜連島那本口出惡言田野調查日記的人，都差堪可感受並想像這有多難捱。差別只在於人類學報告就算沒有創見，也還有一些死資料，以及調查者本身的資歷；小說書寫者連這樣的保證都沒，寫不出小說什麼都不是，就只是放蕩、磨損和年華老去的腐朽而已。 所以我們是有葛林這樣滿心疑惑、要走遍地極到不同土地的不同人居之處印證、思索、找答案找啟示的小說書寫者，但葛林也就只是一個葛林而已。 排開這次她招待我們的那幾響跨國性的節慶煙火，渥特絲反覆耕作的那一方郵票大小的土地何在呢？依然是那種狂暴失控的、已脫離簡單合理動機〈比方說金錢〉、直指如幽黯死牢般人心的犯罪。真正的渥特絲一直在這裡，以某種專注到近乎病態執迷的凝視。在這裡，她超越了類型小說書寫者需要的規格，也因此可能危及她的類型書寫規格。 她必須更小心地藏好它、保護它。從現實的理由來說，這裡有一個成功類型小說家的既得位置需要保衛，而從書寫的深層理由來說，這可拉長戰線，讓她真正想做的那件事有時間有空間持續進行。 快是不可能的，對小說書寫真正認真且深向思索的東西而言。 但這樣的瘋狂殺戮犯罪，該不該把它置放到更異質的歷史現場、印證更多樣的人類總體經驗呢？就像古老的善惡問題驅趕著葛林上天入地去搜尋、去觀看它的各種變形可能面貌一般？這裡，我們帶著點猜測也帶著點期盼的意思是，到目前為止，獅子山和伊拉克在《魔鬼的羽毛》書中的確只是佈景和煙幕，但往後會不會弄假成真呢？究竟這是純粹的胡弄一場？還是渥特絲嘗試著、準備著的一根探針？是宣告進入一個新書寫場域的渥特絲風格宣言？ 別忘了，渥特絲是真的可能這麼幹的書寫者，推過了更俗更沒想像力的極限，在這裡打造出自己的風格，持續自己真正想寫的東西。 我們等著看吧。 | 
